信息化侦查措施
1、如何促进环境监察信息化
键在于创新环境执法监管模式，以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为动力，以构建企业环境自觉守法体系为手段，以建设全面综合型环境执法监管队伍为保障，全面推进环境执法监管工作再上新台阶。
紧跟时代步伐，向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执法监管要效能
近年来，社会舆论对环保工作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各类环境事件屡屡成为新闻焦点和热点，对于环保部门来说，犹如天天在“风口浪尖”冲浪。但从舆论及其引起的反应看，公众大多还是以感性的围观者身份参与环境保护，真正能够身体力行参与环境保护的并不多。民意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环保部门只有紧跟时代步伐，利用好民意这股“水”，让民意沿着正确的渠道流淌，发声、发力、发威，才能使环境保护这艘“舟”长风破浪，挂帆远行。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和环境普法，引导公众理性看待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的解决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有一个过程。环保部门尽管在工作目标上与公众是一致的，但是如果宣传和沟通工作做得不够，就容易走到群众的对立面，引起群众的怨气。近几年来，浙江省环境信访量持续在高位徘徊，并且出现了大量的重复访、越级访、过激访甚至引发涉稳事件，因素很多，其中也与群众不了解、不理解环保工作有关。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和普法工作，使社会公众积极行动起来，自觉地当环境保护的践行者，大力支持环保部门开展工作。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和方式创新，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环境监管。当前，虽然环境监察队伍一直在不断壮大，但面对量大面广的排污企业，依然是杯水车薪，尤其是浙江省推行环境监察网格化管理工作后，人员不足问题成为最大发展瓶颈。因此，要积极发挥民间力量，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环境监管。目前，浙江省各地在环境协管员、企业环境监督员、农村环保联络员、环保义务巡防队“四支队伍”建设上摸索出了一些做法，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下一步，各级环境监察机构将继续努力搭建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监管的平台，丰富参与的渠道和形式，积极推进执法公开，如媒体开放日、执法公开日等活动，邀请新闻媒体和志愿者参与现场执法，亲身体验环境执法监管工作的苦与乐。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引导媒体客观报道环境问题。今年以来，浙江省连续发生“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等几起环境舆情事件，造成的影响很大。如何做好新形势下舆情应对工作，成为各级环保部门尤其是一线执法人员的必修课。面对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格局和社会舆论生态环境的深刻变化，唯有与时俱进地提升理念，提高沟通、应对和甄别能力，才能有效引导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环境问题。同时，要密切与宣传部门的沟通合作，避免出现失实报道、虚假报道，切实维护环保部门的公信力。
深化治本之策，向构建企业环境自觉守法体系要效能
近几年来，尽管浙江省坚持对环境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坚持出重拳、下猛药，但环境违法行为依然高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在强调刚性执法的同时，没有将柔性管理的理念引入环境监管，导致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守法意识薄弱、守法能力欠缺、守法动力不足等问题。所谓“柔”，就是理性阳光执法、人性化执法，运用引导、提醒、警示、劝告、教育等行政指导手段，引导行政相对人守法经营、服从管理。如果说“刚”性管理是一种水平，那么柔性执法就是一种境界。
一是要树立执法服务意识，转变重处罚、轻纠正的观念，激励企业自觉守法。在执法过程中，要强化寓服务于执法的意识，转变观念，改变以往重查处、轻纠正、弱指导的执法模式，多做企业思想工作，加强双方之间双向互动沟通，尽最大努力解决企业自身环境管理中遇到的困难，让企业感受到环保部门执法为民的真诚服务。要大力开展企业环保自律行动，倡导企业签署和公布环境保护自律承诺书，鼓励企业参加环保公益活动，对优秀自律企业颁发证书，在项目审批、环保荣誉评选、环保信用评色、上市环保核查、环保专项资金补助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二是要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强化执法威慑力，切实提升企业环境守法意识。要大力加强宣传，通过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教育和警示，让企业深刻体会到环境执法的严肃性，看到环境违法的严重后果和付出的重大代价。要切实解决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对于环境违法企业不能罚款了之，要综合运用挂牌督办、停产治理、刑事拘留、责令公开道歉等措施，强化执法威慑力。要使企业明白环境违法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罚款）、生产上的停滞（停产），还有名誉上的污点和企业长期发展所需融资方面的限制等，要让企业切实认识到环境守法利己利人利国家，环境违法则祸国殃民害自身。
三是要加强帮扶指导，推进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建设，提高企业守法能力。要站在企业的角度换位思考问题，作为一家企业，面对的不仅有环保部门，还有工商、质监、安监、消防等十几个甚至更多的政府部门，要让企业完全精通或者熟知每个部门的法律法规很难，很多企业的违法行为可能是因为无知造成的。因此，要加大对企业环境守法服务的指导力度，积极帮助企业分析存在的问题，查堵违法漏洞，推进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建设，让企业环境监督员真正成为企业环境管理的中坚力量，提高企业环境守法能力。
四是要借力管理，充分发挥各相关单位和组织在促进企业环境守法方面的作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进行的，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可以成为我们推进企业自觉守法体系建设的资源。如加强与组织部、国资委的合作，充分利用其对国有企业班子业绩考核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促进国有企业环境守法；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参与环保管理，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指导协调作用和对业内企业的监督作用；充分运用企业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的约束作用，通过人大、政协机关对其成员的教育与约束，积极推进相关企业守法。此外，可以借力于金融部门在绿色融资方面、工商部门在著名商标评比方面、以及工会组织在企业负责人劳模评选方面等的优势，有效形成环境监管合力。
着力固本强基，向全面综合型环境执法队伍建设要效能
转变执法监管职能、提高执法监管效能，关键在人，在于有一支什么样的环境执法队伍，在于这支队伍的理念、意识、机制、能力、水平和装备等。
一是要狠抓队伍素质建设和能力提升。环境执法监管工作要增速、提效，人员素质是基础，能力水平是关键。浙江省着重从培训入手，深入推进环境执法“大培训、大练兵、大比武”活动，在全省环境监察系统努力营造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当前，尤其要重点补上如何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这一课，在闪光灯前做到不慌不乱、有理有据，做好与媒体的沟通工作。
二是要完善执法机制建设和渠道开拓。对内而言，要着力加强环境监察系统上下级良性互动机制建设，使“下级要对上级负责、上级要为下级减压”成为全系统的共识，要有“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做到上下齐心，共同解决各类问题；对外而言，要继续深化与公检法等部门的联动合作，大力推动与公安部门的联合办案。目前，浙江省公安厅对打击环境违法犯罪问题非常重视，将环境犯罪案件的办理情况列入对各市公安局的考核，力争2013年全省办理100起环保领域的刑事案件。环保部门将继续主动有为，会同公安部门将这项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三是要改进环境执法方式和创新形式。继续深入推进环境执法网格化精细化管理试点工作，努力做到关口前移、服务前移和重心下移，通过网格化监管、精细化服务，提高环境执法、应急和信访调处的水平和效率。进一步推进环境监察信息化建设，通过移动执法系统、排污申报收费系统、环境应急指挥决策系统、环境信访信息预警和处理系统等的建设，全面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效能。要善于向公安等部门学习，在调处重大环境违法案件，特别是一些隐秘的环境违法行为和来因不明的环境污染问题时，通过错时检查、秘密侦查、有奖举报等多种方式，努力做到有案必破，实现对环境违法行为的精准打击。
2、信息化条件下侦察装备运用对策浅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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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内容
公安情报学是情报学理论与公安警务情报工作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特色情报学学科。文献[11]认为，“公安情报学是研究公安情报的产生、传递、存贮、检索、分析、利用的活动规律，以及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和手段，使公安情报流通过程、情报系统保持最佳效能状态的一门应用学科，属于新兴的、综合性交叉学科，与情报学、法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指挥学、决策学、控制论、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关系密切，其价值取向主要是为了指导和解决公安情报工作实际问题，本质上属于应用情报学范畴。”文献[12]将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分为公安情报基本原理研究、应用研究（含情报搜集、情报传递、情报鉴别、情报存储、情报检索、情报分析、情报应用等7个方面）、公安情报工作管理研究三个方面。也有文献[13]将研究内容分为公安情报理论、公安情报活动、公安情报管理、公安情报学应用四个方面。
构建公安情报学学科的关键是要把握公安情报活动的过程，突出公安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在公安警务领域，情报的作用在于准确掌握犯罪分子的动向、情况，通过构筑一条从情报获取——情报传递——情报分析与研判——情报决策的“数据链”，实现对犯罪目标的快速反应和精确打击。公安情报的研究内容是要以“情报主导警务”这一主旨展开。
以下为公安情报学的研究重点： 第一，公安情报的获取
情报的获取是公安情报工作的基础，它为情报的分析与研判提供数据来源与支持，始终贯穿在整个情报活动中。公安情报的获取分为情报搜集和情报整理两个内容，情报搜集是对原始情报、数据的获取；情报整理是将原始情报、调查材料、案件档案按照情报来源的可靠性和情报内容的真实性定级，并按一定的信息组织规律保存，为侦查破案提供情报支援和“二次”获取。公安情报的获取的研究内容包括，公安情报源分布研究、公安情报的获取方法和手段、治安环境调查、公安基础性数据规划与情报数据库的建设、公安情报采集标准与鉴别、公安情报语言与编码学等。 第二，公安情报的分析与研判
文献[14]认为，“情报的分析与研判是针对具体的目标行为，依据所掌握的资料和信息，对目标行为的现实性与发展的可能性所做的分析和推测。……是对目标未来发生的行为的预测和评估，……情报的分析与研判是情报工作的中心环节，也应当是情报学研究的中心。”不同领域的情报学的区别就在于运用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完成对情报的分析和决策。公安情报学专业的本科生应该既具有扎实的公安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也要掌握多种情报处理分析工具和方法。情报分析与研判是实践性和能动性很强的工作，在教学方法上，要求掌握情报研究的方法和分析工具。在此基础上，更要突出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在模拟情景中，培养学生的情报处理、分析、研判和决策的能力，案例的选取要覆盖公安警务的各个方面。这种教学方法也是符合情报学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这部分研究内容包括，公安情报分析方法、公安情报数量分析方法和建模、情报决策与博弈论、运筹学等。 第三，公安情报系统的设计开发
通过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公安部门可以快速实现对情报的加工处理、存储组织、检索查询、传输共享这一情报交流过程。公安情报系统是对情报加工、处理、查询、传输、辅助决策的信息系统。自情报学学科的诞生，它始终是沿着信息技术发展的轨迹不断前进的，信息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将情报工作实践推向一个新水平，都会极大地丰富情报学的研究内容。信息技术的使用和信息系统的开发应用既是情报学的发展动力，也是情报学所追求的目标。研究内容包括：公安情报系统设计与开发方法、犯罪情报分析系统、决策支持系统、重大事件调查及自然灾害支援工作系统、指纹识别系统、犯罪手段计算机系统、车辆与司机发牌资料系统、姓名身份索引计算机系统、多媒体情报系统、情报预警系统、智能情报系统、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技术、情报加工与组织、情报检索、公安情报联动共享机制研究等。 第四，公安情报安全管理与反情报工作
公安机关为防止情报信息及情报机构工作状况、内部事项等泄密、被窃取或被破坏而有组织、有目的开展的一种积极防范、保卫的活动。主要探讨公安反情报工作的内容、特征及意义，情报安全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公安机关安全保密意识的培养和强化等[15]。研究内容包括：公安情报安全管理、情报安全风险评估、反情报方法、网络情报安全保障技术。 第五，公安情报制度与政策法规研究
公安情报制度包括公安情报档案管理制度、情报机构管理制度、情报人员管理与保障制度、情报队伍教育建设制度。情报政策法规是对公安情报制度实现政策指导和法律规范的法令、措施和办法，是对公安情报制度法律化的过程。研究内容包括：中外公安情报制度比较、公安情报制度设计、公安情报政策法规研究（如卧底侦查法律研究）、公安情报机构管理研究、基层公安情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公安情报教育研究等。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归纳和分析，可以看出公安情报学是一门集成化的学科。表现在：
第一，运用公安情报学基础理论以及公安学、侦查学、统计学、分析决策学等专业公安业务知识和技能去获取、分析、研判情报内容，为决策、行动提供信息支持；
第二，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等信息科学去设计开发情报系统和数据库，以实现对情报的加工、组织、传递、共享；
第三，运用行政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管理学去制定公安情报工作制度，保障公安情报活动安全。 这就形成了公安情报学研究的三维结构
——业务维度（情报的获取与分析）。包括公安情报的获取、公安情报的分析和研判；
——技术维度（情报活动的技术支持）。包括公安情报系统的设计开发；
——管理维度（情报工作的制度保障）。包括公安情报安全管理与反情报工作、公安情报制度与政策法规研究。
4、急求一篇公安民警涉案财物管理心得体会！有悬赏！！！谢谢了！
所谓涉案财物，是指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刑事案件和履行行政职能过程中依法扣押、调取、抽样取证、追缴、收缴等方式提取的与案件有关联的财物。主要包括：取保候审保证金，扣押或查缴的现金和其他财物，提取、查扣的作案工具或违禁品，行政案件预交款，行政复议保证金，抽样取证的财物，以及执法实践中依法保存的与案件有关的其他财物。非涉案财物，又称代为保管财物，是指公安机关日常工作中除涉案财物外，出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安全等因素考虑，由公安机关代为保管的与案件事实无关联的财物。包括在接处警、案件调查过程中现场弃置的财物，群众拾遗的财物，无主财物以及违法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的合法财物。
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公安机关的形象，加强对执法环节财物的管理，是保障刑事、行政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和推进公安队伍建设的需要，为此，公安机关审计部门联合纪检、督察、法制等部门应加强对执法环节财物的专项审查监督力度。从历年审计调查情况看，多数一线执法单位能遵守国家财政法规和省厅涉案财物管理规定，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但也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现就公安机关在执法环节财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进行探讨，以寻求共同解决途径。
一、 存在的问题
1、收取涉案财物的程序不规范。多数发生在治安行政案件中，对于暂扣标的较大，违法者又是外地人员的情况下，为了保证随后的行政处罚能顺利执行，往往采用未裁先收手段；有的属于超范围收取预交（暂扣）款，根据有关规定，《浙江省行政执法预收（暂扣）款票据》的使用范围：一是治安调解解决医疗费和损害赔偿需侵害人预交部分款项的；二是违反治安行政管理的行为人因客观原因需要在案件处理期间离开案发地，愿意预交部分款项听候公安机关处理的；三是办理刑事、行政案件中的各类保证金。但在实际执法工作中，对于赌博、卖淫嫖娼等案件一般都对违法嫌疑人要求预交款项；有些暂扣款项由于证据单一，明知无法按法定程序处理，但为了种种原因，还是责令当事人先交预交款；有的扣押款项只有一份笔录，无完整案卷，有的单位甚至连笔录都没有，缺乏扣押合法性，属于违规扣押。
2、涉案款项处理不及时，造成长期挂账。主要是：1 ）、对暂扣预交款项、暂扣物品处理不及时，如有的办案单位对十多年前扣押的款项未得到处理，二至三年扣押款未及时处理的情况较普遍。该退还的未及时退还当事人，根据《证据登记保存和行政没收的程序规定》，对预交款应在收到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处理结果，不作出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将被扣押财物退还当事人，否则就是违规扣押。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单位未对扣押款项及时处理，造成现在无法处理。2）、对刑事案件取保候审保证金处理不及时。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取保候审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有的在取保候审期满后，嫌疑人已被解除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但取保候审保证金未及时退还。3）、行政拘留暂缓执行保证金处理不及时。从审查情况来看，已超过二个月复议期限或超过三个月行政诉讼期限的行政拘留暂缓执行保证金的笔数较多，数额较大，有的嫌疑人认为只要交了保证金就万事大吉，逃避执行行政拘留。根据有关规定，被决定行政拘留的人逃避行政拘留处罚的，公安机关应没收或部分没收保证金，行政拘留继续执行。
3、调动移交环节存在漏洞。在民警调动时，未严格执行交接制度，移交手续不规范，填写项目不全，未将有关涉案财物案卷及时整理后交出，致使部分案卷无法寻找，到检查时原经办人与现经办人就相互推诿，互不认帐，无法查证扣押财物的合法性。在基层单位内勤人员调动时，未经县局财务人员到场监交，有的内勤对单位资产、财务等账目未与县局后勤财务部门核对平衡，就草草移交给接任者，而接任者又没仔细逐项核对校验，致使账目不清、责任不明。
4、执法财物未按规定及时移交和处置。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办案单位未将扣押的财物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后勤部门集中保管。基层单位在提取涉案财物后，就放在单位内部自行保管，有的单位机动车、电动自行车等存放数量较多，因没有专用场所，露天存放，经日晒风吹雨打而遭损失。有的贵重物品，如金银手饰、笔记本电脑、书画、手机等，因体积较小，就随意存放在办公室内由民警自行保管，特别是在调解各类民事纠纷过程中收取的待处理预交款，因要随时发放给受害人或返还给当事人，就留在民警身上，不上交单位内勤集中保管，这些现象容易出现垫支、挪动等问题。根据涉案财物管理相关规定，对应交由公安机关后勤部门保管的涉案款项、变价款和涉案物品，凭有关法律文书、决定书填写《财物移交登记凭据》，在24小时内交存指定银行账号和主管公安机关的后勤部门验收保管。基层单位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等客观原因，可适当延长移交时间但不得超过三个工作日。二是主管部门对移交的财物未及时处置。公安机关主管部门设立或指定的物品集中保管场所，场地面积往往有限，若不及时对各单位上交的财物进行上缴财政处理，日积月累，会形成大量的待处理物品，只能堆放在棚屋外，风吹雨淋，会使财物腐锈造成损失。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通知原主或公告后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按无主财物处理，登记后上缴国库或依法变卖、拍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5、未落实专人负责、统计、保管等管理制度。有的办案单位对财物未确定专人保管，而是实行谁办案谁负责的做法，办案民警私自保管涉案财物和非涉案财物。有的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一些与案件无关的随身携带物品，如汽车、摩托车、笔记本电脑、手机、现金等财物往往滞留在办案单位或经办民警身上，由于代管财物未随案、随人移交，日子久了，也容易出现被挪用、丢失等问题。有的单位未设立涉案财物和非涉案财物明细登记台账，一些涉案财物未及时录入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信息系统，办案民警交来的财物就随手放在内勤办公室，导致时间一长，连财物的来源、数量、当事人、扣押理由等都无法查清，有的未设立财物保管室和保管专柜分类保管，此类现象易滋生违法违纪问题。
6、在接收、保管、处置财物等环节存在缺陷。基层单位上交财物到后勤部门进行集中保管时，对财物应用照片或录像进行固定，对贵重细小物品以自封包的形式封存，在自封包上注明封存财物的名称、数量、案由、时间、编号等祥细内容，移交时后勤保管人员与移交人应当面清点并在封口上签字。但在审查时，发现仓库内存放的贵重物品未按规定装封和履行监交手续进行共同签字，给财物的管理工作留下安全隐患；在保管方面，对金银及其制品、珠宝、珍贵文物等物品未逐案逐件编号和设立专柜专箱进行分类保管，也未定期对仓库内的财物进行盘点、核对，时间一长，物品底数就不清；有的物品已上交财政部门，但未及时在保管登记台账上核销，造成账账、账实不符。在处置环节，有的基层单位对扣押的时令性强、鲜活、易腐变物品，未及时与财物主管部门衔接妥善对其作出变卖、拍卖处理造成财物损失；有的财物扣押后交到后勤部门保管，最终案件没有成立，在法定时间内对当事人处理依据又不足，退还又觉不妥，这样就留在公安机关，后勤主管部门到了一定时间后，上交财政又不行，导致保管物品越积越多，给公安机关对财物处置工作带来困难。
7、行政收费和罚没款收入未及时上缴银行财政专户。有的基层单位位于边远地区，辖区内无设有特定上缴的银行专户机构，平时解缴款项不方便，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款数额又不多，就将平时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款自行保管在单位保险箱内或以私人名义开设存单，等达到一定数额后集中上缴到城区银行专户。这有涉嫌截留、挪用、坐收坐支罚没收入的行为，同《收支两条线》和《浙江省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等有关文件精神相违背。
二、原因分析
产生问题的原因有多方面，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造成，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领导重视不够，存在重业务、轻财物管理的思想。由于公安业务繁重,人员紧张，疲于应付各种业务考核检查，对执法质量抓得很紧，而放松了对执法环节财物的管理；有的基层单位苦于抓经费的落实，对于一些赌博、卖淫嫖娼案件涉案款项能扣押的则先行扣押，而忽视了扣押款项的合法性、合规性，致使扣押的财物一时无法及时处理，造成了长期挂账。
2、领导存在“新官不理旧账”思想。对自己任期内的财物比较重视，做到能清理的及时清理，但对前任领导留下的财物不够重视，就象“传家宝”一样任任下传。各级公安机关对基层单位执法检查监督较多，而对执法环节财物管理情况监督较少，使基层领导对财物的管理产生思想上的偏差，造成财物处理不及时、不彻底，留下死角。
3、办案人员执法观念淡薄，责任心不强。一线执法民警对有关涉案财物的管理规定掌握不是十分清楚，在日常办案过程中，随意扣押现象较普遍，一切从方便办案的角度出发，忽视了相应程序规定和要求，致使一些案件无法及时处理甚至根本无法处理，等人一调走，就把烂摊子抛给原单位，而接任者又“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时间一长，连案卷和一些扣押物品都无法找到，给财物的处理带来困难。
4、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现有关于执法环节财物管理方面的法律规章等规定都比较粗泛，可操作性不强，没有具体的细化管理办法和操作指南，给执法环节财物管理工作带来不便。特别是在执法办案中产生的大量非涉案财物，如何进行管理，没有具体规章制度可供参考。
三、管理建议和对策
1、强化学习，提高素质。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和全体民警要以2007年公安部“三考”为契机，掀起学法高潮，认真学习《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浙江省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知识，进一步树立依法执行职责和公平公正执法观念，强化办案过程中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人权意识，依法扣押和处理涉案财物，切实提高执法环节财物管理水平。目前基层公安机关虽然经费紧张，财政保障有限，但也不能在财物扣押和支配上动手脚，应摒弃“唯钱办案”的观念，自觉加强对执法环节财物的管理。为全面提高基层执法单位领导和民警对财物管理水平，公安机关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就财物管理方面的知识，定期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重点解决基层办案单位财物管理无序、管理责任不清以及如何保管、移交等具体问题。
2、建章立制，规范管理。要按照上级公安机关对执法环节财物管理的有关规定，通过边查边改、边改边建的办法，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涉案财物与非涉案财物管理规定》、《执法财物仓库保管规定》等规章制度。在执法工作中，对扣押的涉案财物要严格按照有关审批程序办理手续，实行祥细的项目登记，并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财物持有人当面点清，注明情况，列出清单，按涉案财物与非涉案财物分设台账，实行专人登记和管理，该移交的要及时移交，该上缴的要及时上缴，合法规范的处理财物。贯彻执行县局制定的《公安民警交接工作制度》，要求中层领导干部的离任调动，由政治处委托审计部门进行离任审计调查；单位内勤人员的调动，公安机关后勤财务人员要到场监交；对民警的调动除交接清资产、财务外，对于涉案财物的案卷要整理完整后向原单位交出，严格执行移交手续。
3、各施其职，发挥职能。执法环节财物的管理是个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工作，为使管理工作走上规范化轨道，公安机关各职能部门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齐抓共管。公安机关后勤部门作为涉案财物与非涉案财物的主管部门，对执法单位票据的领取、使用、注销情况，规费收入和罚没收入遵守“收支两条线规定”情况，涉案财物与非涉案财物的登记、移交、保管等情况应加强监督和指导；财务部门应定期将暂扣款总账与各执法单位暂扣款明细账进行核对，确保账账相符，如发现错漏账项和未调整账项，应及时调整平衡。法制部门应严格把好执法关，特别对涉案财物扣押环节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处理的及时性等方面进行定期与不定期检查，防止出现先收后裁、超范围收预交款、随意扣押财物。对于超过一年期限的取保候审保证金和超过二个月复议期限或超过三个月行政诉讼期限的行政拘留暂缓执行保证金，有必要在期满前的适当时间，通过相关途径督促提醒，确保“二项保证金”得以及时清理。
4、加强监督，防患未然。要树立“全面监督，不留死角”的审计理念，进一步拓展审计思路，延伸审计触角，通过有效整合纪检、督察、法制、审计、后勤等部门资源，联动协作，强化监督，定期对基层单位执法中涉及的财物管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实时监控网上涉案财物管理系统情况。要根据基层单位财物登记台账、案卷记载财物的数量，进行实地清查盘点，通过以账查案、以案查物、以物查人的方法，排查在执法环节上存在的纰漏和过错。具体可通过后勤专管仓库财物台账资料与各单位上交的移交清单、已上交财政处理的账单进行比对，结合实际盘点的库存数，看有无存在账实不符、底数不清等问题，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偏纠错，问题性质严重的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5、如何实现科技强警
近几年来，公安部推行科技强警战略，初步改变了公安机关技术装备落后的局面，学习科技，运用科技在公安机关已蔚然成风。逐步建立起来的具有现代科技水平的公安队伍，让广大民警认识到科学技术的神奇力量，也感受到科技强警的极端重要性。科技强警战略，是科教兴国战略在公安机关的延伸，是公安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公安工作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强大力量。
一.科技强警首先要认识科技。当前在公安系统部分干警的思想意识上，没有站在战略的全局的角度认识科技；没有从科技发展趋势上认识到科技强警重要性；看不到数字化、网络化是未来公安工作的必由之路，狭隘地认为科技强警是实现公安工作现代化的一个辅助手段，认为科技强警就要有卫星定位系统，就要有红外线扫描，就要有卫星监控。这种错误认识就是不了解科技的后果，人为拉大了我们与科技的距离。当前的科技应用很广泛，比如办公自动化，各种通讯设备，信息网络技术，指纹对比系统，法医技术等都对公安工作有极大的帮助。要消除这种误区就要认识科技。认识科技必须培养正确意识，各级公安部门的领导同志必须对科教强警进行准确定位，做到坚持以实战为导向，以应用为核心，找准着力点。科技强警重点在警务应急指挥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侦查技术体系、情报分析体系等实战应用体系上寻求突破，努力增强公安机关的快速反应，治安防范、控制犯罪、服务群众等方面的能力。
公安机关应从实际出发，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切实增强广大民警对科技的认识，使广大民警有被动变为主动，把压力变成动力，通过自身科技素质的提高带动工作效率的提高。各地公安机关通过组织培训，民警自主学习开展认识科技的活动。当前民警争着学习科技知识，逐渐掌握了应用计算机的本领，逐步从网络中获取更多的理论资料和公安专业知识，了解并借鉴各地警方的工作经验。面对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广大民警只有以认识科技，应用科技为契机，不断学习高科技知识，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科技素质，在实际工作中善于应用科技，以便更好的完成本职工作。
二.科技强警要推广科技。推广使用周期长，技术含量高，容易被广大民警掌握的技术装备；通过树立科技典型，教育广大民警认识科技在公安工作中的重大作用。譬如，网上案件布控系统，就帮助派出所介入了刑侦工作，是刑侦部门的工作进行了延伸，让死案，悬案变成可侦查的活案，这就突破了传统的依靠刑侦打击犯罪的限制，形成了拉网交叉打击的新格局。实现科技的推广要开展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广大民警的积极性。通过网络等手段，倾听民警的建议，归纳出普遍需要的、有实用价值的技术要求，组织科技人员研发应用。
公安工作的科技强警要加大科技建设力度，提高民警的科技意识和应用技能，促进科技与正规化建设的有机结合。加快完成“金盾工程”建设目标。加强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开发、应用，全面普及和深化全体人员对办公平台的熟练运用和考核，加大对网上信息应用技战法研究，实现各职能部门信息资源的通联与共享，更好地发挥信息系统的整体效应。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强化为社会服务的功能，通过网络媒体为社会提供各类信息，促进公安工作社会化；同时在网上受理业务，公布依法行政的有关信息，为社会提供服务，接受社会监督，促进公开、公正执法和廉政建设，增强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通过科技含量较高的信息化建设，全面推动公安队伍建设。
三.科技强警要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目前，公安科技队伍的状况不是很适应公安信息化建设对科技人才的需要，突出的矛盾是科技人才数量少，科技技术专业人才严重匮乏，严重影响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实施和进一步落实。究其原因就是公安机关对新招录的人员要求过其严格，很多优秀人才因视力等原因被拒之门外，因此要适当放松录取条件，广泛吸收优秀人才。通过科技强警，加强公安队伍科技人才建设。要在培养、吸引和用好科技人才等环节上有较大突破，为新形势下的公安科技强警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在人才培养方面，既要培养专才，更要培养“通才”和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有较强的管理和协调能力的复合性人才。在用好人才方面，要着力于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建立起灵活高效的科技人才激励机制，结合公安工作实际，提出科学、合理的科技练兵课题，提高基层民警练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对科技人才要根据不同岗位、不同层次、不同分工的特点；制订科技知识和科技应用技能培训考核方案，明确科技培训的范围和目标，有计划地把科技知识和科技技能的培训工作纳入公安教育训练工作的整体范畴，增强广大民警的科技素质。信息化的建设过程就是推动业务工作规范化的过程。一项业务工作要想在网上运行，首先必须将业务流程计算机化，而计算机化的前提是每一个业务环节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更为重要的是运用信息化手段可以做到技术上明确审批时限，公开、规范和优化消防监督业务流程，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减少违法违规的空间和机会，规避监督执法中的随意性和不规范行。
四.科技强警要建立科技化管理机制。当前，公安工作在运行机制上，公安机关各部门、各警种相对独立办公，一些已经建成的信息系统往往都是以各业务部门分散建设的，信息资源的价值难以充分发挥；在建设模式上，往往重硬件、轻软件，片面追求硬件建设上的高投入，忽视软件的跟进和配套，从而造成了建设与应用相脱节的局面，不能充分发挥出科技强警的实际效能。因此要科技强警必须要加强科技化管理，通过科技化管理来解决实际中的一系列问题。
加强科技化管理就是要强化公安科技管理工作。首先完善科技管理机构，充分发挥科技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为实施科技强警提供组织保障。其次要加强科技管理的制度建设，在建设机制上，必须将建立健全公安科技管理体制贯穿于科技强警建设的全过程，与科技建设、科技创新、科技应用同步进行。建立和完善对科研、科技建设项目的各项管理制度，规范公安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通过规范管理来保证公安民警科技强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科技化管理的建设模式上，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坚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力求做到低成本、高效益。在科技化管理的建设思路上，应当引入美英等发达国家警务信息化过程中倡导的“协同”发展理念，突破信息应用的障碍和边界，不同数据资源之间、不同业务之间、不同警种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等的“协同合作”为目标，以信息共享、业务关联、随需而应为建设思路，依托一个互联互通、高度共享的信息技术应用平台，把所有公安信息资源整合为一个整体，使信息采集和应用相互支持、相互配合，联成一个整体，科学管理，显示公安民警团结合作的强大力量。
建立科技化管理机制，首先要确立领导工作负责机制，各级公安机关领导要在建设过程中亲自组织、亲自落实；其次要建立考核机制。以科技强警必须达到的应用程度为量化考核指标，纳入对基层单位和基层民警考核的范围；再次是建立培训机制，把对广大民警的科技培训始终放在科技强警的首位，使每个民警都成为科技强警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应用者；在以上保障机制实现过程中必须建立保障机制，从组织、技术、经费等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地保障科技强警的顺利进行。
科技催生了公安战斗力，而且科技强警没有止境。公安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每一个民警不断学习新知识、了解新任务、掌握新技术，以驾驭公安工作的新形势公安信息网络范围广、内容更新快，满足了民警对公安工作新形势的全面认识。广大民警通过培训、考核、奖惩培养终身学习的理念。终身学习的理念激励公安民警获取更新知识和技能，把自己掌握的信息、技术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开创公安工作新局面。
6、侦查人员应具备哪些素质
1、对突发事件处置能力提出新要求。
随着社会改革深入、利益关系调整、维权意识提高以及各类不稳定、不确定、不和谐因素的增多，群体性、突发性、交织性的事件呈现多发易发高发的趋势，基层公安机关特别是一线处警民警随时都有可能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如不能妥善应对、果断处置，势必引发严重后果。
这不仅要求处警民警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极强的敏感性，还要有创新的工作思维、冷静的处置态度和果断的处理措施。
2、对网络媒体应对能力提出新要求。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我国已经进入了“全民记者”时代，微信、微博、论坛和客户端成了公众发表舆论的重要平台，这些平台在给予民众话语权、提高民众参与度的同时，也极易引发涉警问题网络媒体炒作事件。
而我们实际工作中频频发生的涉警网络舆情负面事件，正是由于民警缺泛与媒体记者的沟通协调、打交道的方法技巧和舆情应对引导能力，从而引发各类网络舆情危机，损失公安机关的形象。
3、对开展群众工作能力提出新要求。
公安工作是一项群众性很强的工作，群众是公安工作最广泛、最直接、最敏感的信息来源，也是参与打击违法犯罪最普遍、最直接、最及时的力量，公安机关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理解和配合。
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变革、矛盾的凸显变化、利益的格局调整，公安工作的群众路线也在随之发生着变化，作为与群众直接面对面、打交道的基层公安民警在“懂群众语言、懂群众沟通、懂群众心理”和“会调解、会宣传、会服务”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
4、对严格规范执法能力提出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作出了全面部署，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更加迫切、用法律维权的意识更加强烈，特别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执法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的形势下，规范执法不仅是社会法制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对民警执法最根本的要求，当前在公众媒体的广泛关注、执法公开透明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小小的执法瑕疵都可能引发热点炒作，对民警执法理念、执法宗旨、执法细节都提出了更规范的要求。
5、对科技信息化应用能力提出新要求。
公安信息化建设是当前公安机关推进创新改革的一项要求，也是未来警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增长点。
科技信息化应用在公安机关开展社会管理、侦查破案、服务民生等方面都显得尤其重要，特别是随着“智慧公安”、“数字公安”、“网络公安”建设的不断推进，人口管理、案件办理、情报处理、图象研判、办公平台等管理系统均不断向深度和高端应用拓展，这就对公安民警科技信息化应用和实际操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6、对自我拒腐防变能力提出新要求。
基层公安民警虽然职位不高，权力不大，但整天与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接触的人和事比较特殊，稍不注意，就容易被拉下水。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和反对“四风”、从严治党等系列的规章制度，公安部也相继出台了“五条禁令”、“三项纪律”等警纪警规，规范约束了民警的日常行为。
一但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价值观发生偏离、把握不住底线，就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6)信息化侦查措施扩展资料：
侦查人员应提升的能力：
一、借助“五个平台”，提升捕捉案件线索能力
借助新闻、网络平台，努力从新闻报道、网络舆情中捕捉有价值的线索。借助内部协作平台，各业务部门在办理案件中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都应在第一时间向自侦部门通报。
借助政法机关信息共享平台，与其他机关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借助线索移交平台，与纪检、监察部门建立线索移交机制。
借助信息共享平台，与审计、房产管理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发挥各自优势，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借助进农村、进农户、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送法进基层”平台，深入群众，掌握信息，从中甄别、发现职务犯罪线索。
二、改进初查方式，提升初查取证能力
隐蔽初查意图。应灵活运用声东击西、外围突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等初查策略，采取以案隐案、常规性预防调查等方法进行初查，实现初查行动公开，初查意图隐蔽。
快速展开初查。对案件线索筛选评估决定初查后，应迅速展开调查，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初查任务，牢牢把握主动权。
全面调取证据。一方面，应确立“由证到供、证供互动”办案理念，将工作重心前移到初查收集证据上。
在初查基本形成完善的证据链条基础上，立案后补充必要的嫌疑人口供，达到快速立案、快速侦结的目的。
三、做到“五个善于”，提升传唤讯问能力
善于制定有针对性的讯问提纲。在首次讯问前，应根据初查对象阅历经历、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等信息，有针对性地制定讯问提纲，切实掌握讯问主动权。
善于把握讯问技巧尺度。严格把握政策攻心与威胁、欺骗与谋略、引诱与疏导、诱供与策略承诺、诱供与教育启发等的界限和尺度。充分运用初查中获取的证据，找准突破口和切入点，由证到供、证供互动，顺藤摸瓜，迅速突破被讯问人思想防线，并从中寻找蛛丝马迹，扩大战果。
善于选择有利时机出示证据。应根据讯问进展情况，抓住有利时机，出示初查中获取的证据，营造给被讯问人造成心理压力的讯问氛围，促其消除侥幸心理，主动配合侦查办案。
善于打好心理战。讯问中，根据被讯问人下意识的动作、转瞬即逝的面部“微表情”，迅速解读、掌握其心理，及时调整讯问思路和方法，达到出奇制胜、一招制敌的讯问效果。
善于通过人性化办案开展“情感攻心”。在办案中，应始终坚持“人性化”办案，文明办案，尊重被讯问人的人权，使其真心悔罪，如实供述。
四、学会换位思考，提升收集固定证据能力
经常进行“回头看”。经常组织办案人员对以往证据发生变化而“瘦身”的案件进行逐案剖析，认真研究犯罪嫌疑人或辩护人的辩解理由，查找侦查环节存在的疏漏和薄弱之处，汲取教训，提高收集、固定证据的精细意识。
加强证据审查分析。一方面，制作职务犯罪案件证据体系表。针对不同性质、不同罪名的职务犯罪案件，分别制作详细、完整、层次清晰的证据体系表。
7、关于经济犯罪案件专案侦查的想法
论洗钱犯罪的侦查思路及对策
关键词：洗钱犯罪 侦查思路 侦查对策
前言：洗钱（money laundering）是伴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复活”（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区就曾有过洗钱犯罪）的一种经济犯罪形式。洗钱犯罪对我国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的同时，孕育着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并恶化着其他各类贪财性刑事案件的发生。如何应对目前反洗钱工作的严峻局势，摆在了侦查实战部门和每一个侦查理论研究者的面前。本文主要从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角度出发，对洗钱犯罪的一般途径及我们的侦查思路、侦查对策展开研究。
一、洗钱犯罪的一般途径
刑法第191条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是我国目前对洗钱罪的法律规定。无论是贩毒、走私、恐怖主义、黑社会集团还是贪污、诈骗，犯罪分子都要通过洗钱来隐瞒其不法钱财来源，以避免在使用赃款的过程中被发现而落入法网。简单的说，洗钱就是罪犯“合法”其犯罪活动收益的手段和过程。虽然洗钱犯罪的表现形式花样繁多，人们对洗钱的过程表述也各有不同，但普遍的观点都认为经典的洗钱行为分作三个阶段：
1、培植阶段（placement stage），或称为入账阶段。即通过存款、电汇或其他途径把不法钱财放入一个金融机构。
2、处置阶段（layering stage），也称为分账阶段。即通过多层次复杂的转账交易使犯罪活动得来的钱财脱离其来源。
3、融合阶段(integration stage)，即以显然合法的转账交易为掩护，隐瞒不法钱财的真实身份。
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洗钱是最经典、最普遍、损耗最少的洗钱方式。以贩毒案件为例，贩毒分子把贩毒收益存入一家银行后通过不同账户（包括国外的银行账户）之间的资金划转，或者利用这笔资金投入到一些产业中进行一定程度的经营，以达到逐渐模糊资金原始来源性质、逃避侦查和打击的目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洗钱犯罪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手段的发展，又产生了其他两种洗钱途径：非金融机构的洗钱和“地下钱庄”的洗钱。我们可以按照洗钱犯罪的途径不同，将它分开来进行有针对的研究。
（一）、通过金融机构的洗钱犯罪
这里所说的金融机构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另外还包括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邮政储汇机构、黄金交易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等。这些机构、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机关对他们的业务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要求和监管措施制度。对于犯罪分子来说，通过以上机构进行洗钱虽然有着被监控、揭露、打击的风险，但是相对与其它途径来说又有着损耗少、速度快等优点，因此在我国现阶段，部分赃款还是选择了传统的洗钱方式——通过银行进行“漂白”。
（二）、非金融机构的洗钱犯罪
除了上面提到的金融机构外，还存在着一些带有金融性质的机构或单位，如：财务公司、中介抵押公司、典当行、租赁公司、珠宝古董店等。这些机构相对与银行来说，监管的力度要薄弱许多，但也存在着数额小、手续复杂、资本出境难等不利于洗钱的诸多因素。同时，一些犯罪分子会亲自或者安排他人开设典当行、租赁公司、电影娱乐城、餐饮俱乐部，甚至地下赌场等，将自己的犯罪收益清洗干净。特别是一些腐败官员常常安排自己的亲属开办公司、企业、商店等，将自己贪污受贿的赃款投入其中，以取得其“巨额财产来源”的合理解释。
（三）、地下钱庄的洗钱犯罪
“地下钱庄”是对从事非法金融业务的一类组织的俗称，属非法金融机构，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等经济发达、对外经贸和人员往来频繁的沿海地区。“地下钱庄”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非法的汇兑、跨境汇款、吸储、放贷、抵押和高利贷等。基本组织模式主要有三种：家族型（组织成员间是家庭成员和直系亲属的关系）、壳公司型（常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做掩护，只需租房、电话、传真机就可开业）、网络型（信誉好的大钱庄带动若干小钱庄，形成网络化经营）。这种非法的组织形式，天然地与洗钱犯罪勾结在一起，通过“地下钱庄”进行的洗钱犯罪，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们公安经侦部门重点打击的对象。
二、洗钱犯罪侦查思路、原则与对策
洗钱犯罪作为近年来伴随着毒品犯罪、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一种犯罪活动，对我国金融管理秩序、社会治安管理危害严重。洗钱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明知型的故意，其主观恶性大。特别是我国在金融法规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加入WTO，洗钱犯罪的猖獗还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投资环境和大国声誉。因此，必须对洗钱犯罪加以预防和严厉打击。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提供资金账户的；2、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3、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4、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5、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过去我们一直致力于对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措施、方法等的研究，而对包括洗钱犯罪在内的经济案件侦查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认为，洗钱犯罪和普通刑事犯罪虽然在作案手段、表现形式、侵害对象等方面有所差异，但基本的犯罪原理不会变。洗钱犯罪作为一类特殊形式的经济犯罪，必然有着其内在的规律可被我们掌握并加以应对。下面让我们通过对洗钱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在侦查思路上的比较，来思考洗钱犯罪的侦查思路、原则及对策的建立。
（一）、洗钱犯罪与普通刑事案件侦查思路的比较
1、普通刑事犯罪的侦查思路
普通刑事案件侦查由于事先了解的只是零散的线索和不连贯的证据，侦查工作的逆向性推理、发散性思维显得特别重要。侦查人员面对的是如何将一些看似杂乱、毫无头绪的线索、证据整束起来，通过现场访问、现场勘查、摸底排队、调查访问、通缉、搜查等侦查措施和手段，最终确认犯罪嫌疑人。普通刑事案件的犯罪行为一般具备着9大要素：时间、空间、犯罪动机、犯罪目的、作案过程、犯罪行为内容、作案手段、犯罪工具和犯罪对象。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彼此独立但又相互关联，整体结构呈一个动态鱼刺状。我国著名侦查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大中教授从现场勘查的角度入手，对此作出了系统的论述。
王大中教授以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揭示出了普通刑事案件侦查工作中的一般规律——如果将犯罪行为作为一个系统，那么它所包含的9大要素之间对于犯罪行为这个系统来言，是客观存在、有机联系、相互印证并最终揭露证实犯罪行为的。将这一理论应用到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思路中，笔者认为可以做出这样的表述：通过对普通刑事案件进行现场勘查来收集或分析得出犯罪行为的9大要素，然后侦查人员可就这9个要素（其中一项或几项要素）以逆向性和发散性的侦查思维，由犯罪结果来最终推导、证实犯罪事实并查获犯罪人。
2、洗钱犯罪的特点及其侦查思路
作为经济犯罪的一种，洗钱犯罪在犯罪形式上有着与经济犯罪相同的特点：（1）、一般少有可供勘查（有勘查价值）的犯罪现场；（2）、犯罪后果相对抽象，一般没有具体的受害人；（3）、多重的违法性，经济案件一般会触犯多项法律、法规；（4）、作案人身份比较特殊，在国外有“白领犯罪”一说；（5）、案情复杂，查处工作在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程度人为的阻力；（6）、犯罪手段日益呈现智能化、专业化和高科技化。洗钱犯罪同时又具有其它几点特征：（1）、与许多严重刑事犯罪有着天然的联系，助长着走私、贩毒、黑社会犯罪、恐怖主义等犯罪的嚣张气焰；（2）、部分地方党政机关领导贪污腐败往往涉嫌洗钱行为，破坏着我党在人民群众中廉洁自律的形象；（3）、一些金融机构内部人员与犯罪分子相互利用，内外勾结共同犯罪的情况比较严重。（4）、洗钱犯罪有着明显的反侦查表现；（5）、由于现实和法律规定的原因，犯罪证据的搜集和案件性质的认定都较为困难。
在洗钱犯罪的侦查实践中我们已经发现：侦查机关在接手洗钱犯罪的侦查后，一般已经有了特定的犯罪嫌疑对象，我们所要做的是如何通过侦查工作搜集并证明一切与犯罪有关的证据。最后我们要将侦查工作中发现的一系列证据形成一个完整、封闭的证据体系，达到足以认定犯罪人、最大限度挽回经济损失的侦查目的。对于洗钱犯罪，传统的侦查措施、手段往往难以发挥它们在侦破传统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如何在现有条件中提高打击洗钱犯罪的效率，对我们刑事侦查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笔者认为洗钱行为一般具有六个基本要素：犯罪场所、资金来源、洗钱手段、洗钱过程、犯罪结果和资金去向。这些要素以犯罪嫌疑人或犯罪线索、证据为起点，以环状形式线性贯穿整个犯罪内容。因此，洗钱犯罪的侦查思路整体上呈现出封闭、环绕型结构，侦查人员以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以犯罪嫌疑人或线索、证据为侦查思路的起点，环线型地展开侦查工作。
让我们先看看大多数的洗钱犯罪侦查过程，侦查机关通过银行或者其他方面得到洗钱犯罪的蛛丝马迹时，基本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被我们所掌握，我们可对嫌疑对象的收支情况、账本、票据等进行审查。通过审查发现确凿的犯罪证据后，将正式立案对犯罪场所、资金来源、洗钱手段、洗钱过程、犯罪结果及资金去向等进行侦查。在查清洗钱犯罪的具体内容后，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的洗钱事实。在这个侦查过程中，侦查思路的起点是犯罪嫌疑人，简单说就是“由人查证”的过程，这个过程形成如上图所示的封闭、环绕型结构。另外还有一些洗钱犯罪的侦查过程是这样的，侦查机关掌握的是洗钱犯罪已经发生的信息、情报或者是犯罪发生的证据，但从事洗钱犯罪的嫌疑人还不被我们掌握，这时的侦查思路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侦查思路的起点就将是犯罪的线索、证据，经过对犯罪内容的分析及洗钱犯罪六要素进行动态分析的初查之后，“刻画”出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正式立案开始侦查工作。最终在对洗钱犯罪有清晰、确实、排它的认识之后查获、证实洗钱犯罪的嫌疑人，简单的说这种侦查思路就是“以证找人”。
（二）、洗钱犯罪侦查的原则
在2003年10月，反洗钱犯罪的牵头单位由公安部经济侦查局反洗钱处改为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但是中国人民银行毕竟不是专门的侦查机关，它在组织、负责反洗钱犯罪的工作中，所拥有的只是“组织协调、指导部署、资金监测”的权利，具体的洗钱犯罪侦查工作还是应由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负责。因此，对洗钱犯罪侦查的研究工作，还是需要从公安侦查机关的角度入手。针对洗钱犯罪专业化、高智能化、高科技化及案情复杂、涉及面广等特点，笔者认为：我们确定侦查思路、应用侦查措施和部署侦查力量，需要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1、迅速及时原则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反洗钱处处长吴卫华，在去年央行三个反洗钱法规颁布时曾直言：“反洗钱的工作是防范重于打击。”。公安机关破获的大量经济犯罪案件，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作案和案发时间相距较远；当公安机关介入侦查时，赃款已挥霍或转移，罪犯也已潜逃。反洗钱侦查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包括：侦查思路不清晰、侦查措施被动和侦查行动缓慢。公安机关在以往被动办案的模式下，不仅丧失了最佳的破案时机，同时增加了办案难度、提高了办案成本。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打击洗钱犯罪来说，仅仅树立“防范重于打击”的观念远远不够。
在侦查经济犯罪中必须首先要确立“迅速及时”的侦查指导原则。主动收集、发现洗钱犯罪的情报并主动出击，而不能仅仅等待、依赖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给我们犯罪线索之后才展开侦查工作。对于近期在沿海地区出现的通过“地下钱庄”洗钱的犯罪，更需要我们侦查机关采取积极主动、迅速及时的行动原则。展开针对“地下钱庄”的专项斗争，绝不给其有做大的机会。特别是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我们侦查部门对各种形式的洗钱犯罪还要力争做到“先发制敌”。
2、准备充分原则
洗钱犯罪除了在方式、手段上具有隐蔽性和明显的反侦查特点外，还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经济犯罪的特殊表现：1、涉嫌洗钱的资金性质难以认定；2、犯罪分子警觉性高，罪证少且不易查获；3、具有特殊的社会背景，有些犯罪分子本身可能就是地方党政官员。另外，一些专门从事非法兑汇、走私货币等业务的“地下钱庄”往往有着海外账户和海外关系。侦查工作如果贸然展开，在侦查意图暴露之后，不仅难以提取到它们洗钱的确凿证据和对赃款的扣押、冻结，而且有可能使得侦查工作陷入僵局和被动的地步。
近年来公安机关针对广东、福建等地进行了代号为“截流行动”、“捕鳄行动”、“断血行动”的专项打击工作，捣毁了一大批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地下钱庄”。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没有一个犯罪分子是以“洗钱罪”为由被起诉的（绝大多数以非法经营罪起诉）。这其中当然有着法律规定不合理的原因，但是我们的侦查工作如果计划做得再周到严密一点、收集的证据再充分准确一点，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打击效果出现呢？
3、信息、情报为先原则
在当今世界信息化的进程中，任何活动（包括犯罪活动和针对犯罪的侦查工作）的信息化特点都很明显。在与洗钱犯罪分子的较量中，侦查机关对信息的掌握更加突显出其重要意义。做到对洗钱犯罪的“蛛丝马迹”在第一时间掌握是反洗钱工作高效率进行的必要保障。为应对洗钱犯罪的手段科技化、工具现代化和组织网络化的新特点，我们必须树立信息、情报优先的侦查原则，同时尽快建立起专门针对经济犯罪的信息情报收集系统。
首先，在公安系统内部建立经济犯罪情报信息网络，早日实现对洗钱犯罪情报的资源共享。其次，经侦部门与一些经济犯罪息息相关的部门之间尽快实现信息联网也是刻不容缓的。最后，我们公安机关一些传统的情报、信息收集工作，如物建特情和工作关系、严密阵地控制等工作也应该做出适应打击洗钱犯罪要求的加强和调整。在一些现金流动量大的娱乐、服务等行业内，物建一批从事或有条件接触财会工作的人员为我们的特情，保证在洗钱犯罪实施的最短时间内将其掌控并加以打击。总之，在针对洗钱犯罪的专门工作中我们应确立“信息、情报为先”的原则。
4、协调配合原则
打击洗钱犯罪只依靠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不仅在人力、财力、物力和专业技能上无法保证打击效果和办案质量，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洗钱犯罪涉及的部门包括银行、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市场、保险公司、地下钱庄、城乡信用社等，甚至税务、工商、纪检等党政机关也会与我们的侦查工作发生交叉。如果没有以上机关对侦查工作进行有效的配合协作，对洗钱犯罪的查辑证实工作将举步维艰。
因此，我们对洗钱犯罪的侦查工作还需确立“协作配合”的原则。在公安机关各部门、各警种之间加强紧密配合的同时，还要加强与以上相关职能部门的制度化联系，同时在侦查人员的办案中明确树立确立协调配合的观念，以保证反洗钱工作的顺利开展。
“信息、情报为先”原则与“准备充分”原则共同保证“迅速及时”的洗钱犯罪侦查指导原则的顺利实现。必须注意的是“准备充分”原则与“迅速及时”原则并不矛盾，只有在“准备充分”的条件下展开侦查工作，才能实现反洗钱工作的实质性“迅速及时”。另外，“协作配合”的原则是保证“信息、情报为先”原则、“迅速及时”原则和“准备充分”原则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只有这个环节畅通高效的运转才能最终保证对洗钱犯罪打击的准确、彻底。因此，笔者所主张的以上四大原则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将无法保证打击洗钱犯罪的主动性、反洗钱工作的顺利有效性和最大程度上实现侦查资源的效能。
（三）、构建洗钱犯罪的侦查对策
侦查对策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为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查获赃款、缉捕犯罪嫌疑人，而依法采取的各种侦查措施、手段、谋略、技术和方法的总称。按照洗钱犯罪的途径不同，笔者将洗钱犯罪分为：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洗钱、通过非金融性机构进行的洗钱、以地下钱庄为代表的其他洗钱三种。在此分别对这三种洗钱犯罪的侦查对策进行论述。
1、金融机构洗钱犯罪的侦查对策
央行近几年来制定公布了有关账户管理和存款实名制等一系列管理办法，出台了专门针对洗钱犯罪的一个“规定”、两个“办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的洗钱犯罪得到了明显的抑制，但是犯罪分子还是出于“损耗少”和“速度快”的原因，继续通过银行进行洗钱，采取了“化整为零”、“频繁转账”等方法来规避银行的监管。考虑到经济效益的原因，笔者一直怀疑各商业银行（尤其是广布全国的各营业网点）会对存入银行的资金性质进行严格的审查。
目前在央行的反洗钱局组织部署下开展反洗钱侦查工作的机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往往在现实中执行起来并不顺畅。侦查机关还不习惯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管理机制，在工作中存在着“等”、“靠”的现象。今后除了理顺央行反洗钱局与公安机关的业务关系外，还应加强两者之间经常性、制度性的联系。对于具体负责反洗钱侦查业务的公安机关来说，应在加强防控、打击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上下功夫，争取对“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有目的、有方向、有所侧重地进行侦查讯问，通过对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的侦破来收集情报线索、取得证据，实现对洗钱犯罪的一并侦破，切实从根源上解决被“洗”资金性质难以证明的实际困难。同时针对这种洗钱犯罪内外勾结共同犯罪的特点开展侦查工作，适当地在金融机构内部开展情报工作。
2、非金融机构洗钱犯罪的侦查对策
笔者这里所说的非金融机构的范围不仅包括带有金融性质的财务公司、典当行、租赁公司，还包括珠宝古董店、汽车市场、房地产市场、大型娱乐饮食公司、地下赌场等。这类机构或组织的共同特点是管理秩序相对混乱，国家对它们的监管力度不够。特别是典当行、珠宝古董店、娱乐饮食场所、地下赌场等更是藏污纳垢，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它们既是消费享受的天堂，更始理想的洗钱犯罪途径和场所。
传统的侦查方法、措施对于这类洗钱犯罪可以达到不错的侦查效果，尤其是在收集洗钱犯罪的线索、证据的过程中，阵地控制、刑嫌调控、情报工作这三项侦查基础业务工作都可展示出巨大的实战威力。犯罪分子通过这种方式洗钱往往会留下账本、票据等可供侦查的书证，但对于这类洗钱由于组织相对松散，我们可本着需要和可能，确保质量、隐蔽保密、严格管理的原则其内部发展特情和工作关系。特别要注意在有关专业人员、知名人士和境外人员中获取深层次、专业性的洗钱犯罪情报。这种“第五纵队”式的侦查措施的使用必须注意纪律和保密，并且对特情也要加强管理约束，否则会使得侦查工作陷入被动。在这些机构中发生的一些反常现象往往可能存在着洗钱犯罪的可能，如某人大量购买保险，不久后便以各种理由进行退保，这便要求我们加强侦查基础业务工作以发现洗钱犯罪的“蛛丝马迹”。
3、“地下钱庄”洗钱犯罪的侦查对策
以“地下钱庄”洗钱为代表的其他洗钱方式在我国目前表现的比较突出，笔者在这里只对“地下钱庄”的洗钱犯罪进行分析研究。“地下钱庄”以所谓利率市场化的名义，以较高利率为诱饵吸引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民间闲散资本进入“地下钱庄”的同时，大量的犯罪收益也在通过它达到了存储、兑换、转移等“清洗”的目的。
对于通过“地下钱庄”来洗钱的犯罪行为，由于“地下钱庄”组织严密、分工专业、手续简便等特点，我们的侦查工作遇到的困难很多。往往是查获、捣毁“地下钱庄”之后不能认定其犯罪的性质，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侦查准备工作不够细致。当然，对于地下钱庄我们应首先树立主动出动，及时打击处理的原则，决不使其形成气候。同时坚持打击和防范并重，努力实现打、防、控一体化。但是具体到对洗钱犯罪的侦查来说，跟踪、守候、搜查、追击、堵截等侦查措施对这类洗钱都有一定的效果，但要从根本上做到“人、赃、证”具在，还需要制定专门的侦查部署：保证在秘密的情况下对洗钱家族人员进行跟踪；对其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等在必要时使用技侦手段；在“稳、准、快”的前提下将犯罪嫌疑人和涉案资金一举查获。同时，尽快建立与国外反洗钱机构的工作关系，在跨境调查取证、追逃追赃中取得其他国家的支持与配合。
三、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办法
97年刑法在2001年12月29日修正之后，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从三类（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走私犯罪）增加到四类（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走私犯罪），这是应对美国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反恐怖主义合作的应时修改。在我国反洗钱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将近7年来“洗钱罪”的零起诉现状。实践部分反映出来的反洗钱侦查困境主要有立法方面的苛刻要求和侦查部门遇到的社会阻力和压力。如何解决这些实际困难，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一）、修改立法
为解决洗钱罪立法与反洗钱工作之间的不协调，笔者认为可以对现行刑法做出以下修改。首先，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扩大为一切贪利性犯罪，从根本上解决洗钱资金性质难认定的侦查现状。其次，将极不具可操作性的“明知”二字改为“明知或应知”，或者做出这样的立法解释，甚至可以做出洗钱犯罪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最后，洗钱犯罪的主体应增加其“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同时细化、加重对洗钱犯罪的刑罚规定，以增加犯罪成本的方式来遏止洗钱犯罪的猖獗。
（二）、侦查队伍的专门化建设
洗钱犯罪具有高科技化和高度隐蔽化的特点，特别是在对洗钱犯罪的侦查工作中，会涉及到许多普通警察所不熟悉的财会、税务、证券等专业知识。这便需要我们侦查机关建立打击洗钱犯罪的专门队伍，培养、培训打击洗钱犯罪的专业人员。对从事反洗钱侦查的人员必须在金融、证券、投资以及计算机等方面进行专门的培训、考核，只有使我们的侦查队伍成为能熟练运用计算机进行金融、证券交易等业务操作、分析、审查的专家，才能在与犯罪分子的较量中做到“魔高一长，道高十长”。
（三）、相关单位协调配合的制度化保证
由于反洗钱工作是一个综合化、系统化的工程，任何一个单位都无法独立对洗钱犯罪实现长期有效的打击、整治。因此，建立侦查机关与金融机构、税务、工商、审计、纪检等党政机关、职能部门的制度化联系显得由为重要。同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公安机关“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极不利于经侦部门对洗钱犯罪的依法办案，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相关单位、领导对侦查工作的过问、干涉、阻挠，应尽快考虑建立经侦部门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
（四）、强化洗钱犯罪侦查的追查机制
马加爵杀人案件在全国通缉期间，网上有消息称：两个贪污盗窃信用社巨款潜逃的云南人，因其中一人长得像马加爵而在辽宁省大堡镇落网。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在“两会”期间提出建议：政府应该把外逃贪官的人身资料和犯罪情况，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向国际、国内社会公布，加大对外逃贪官的追惩力度。在考虑侦查成本的前提下，可以在洗钱犯罪的追逃、追赃工作中借鉴以上做法，将这种有赏通缉的侦查措施加以制度化、社会化、长期化。
参考资料：
阮方民 著：《洗钱犯罪的惩治与预防》，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版
高铭暄 主编：《新型经济犯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版
曾斌 主编：《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定罪量刑标准新释新解》法律出版社 2001版
罗秉森 莫关耀 主编：《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教程》警官教育出版社 2000版
试论“辩诉交易”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前言：
辩诉交易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颇为流行的一种制度，又称辨诉谈判（Plea Negotiation），辨诉协议（Plea Bargaining）（Plea Agreement），是指检察官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经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达成由被告人认罪换取不起诉或者较轻刑罚的协议。辩诉交易的方式主要有罪名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种。对检察官来说，选择“辩诉交易”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为了在对其他更严重罪犯的起诉中获得该交易对象的证言或其他合作；其二是为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避免在法庭上败诉的风险。
在我国当前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取证难。由于现阶段的贪污贿赂犯罪越来越呈现出隐蔽化、高科技化的趋势，且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侦查人员获取犯罪证据困难重重。这使得侦查人员将目光投向了英美法系一种很有实用价值的诉讼制度：辩诉交易。但是，如果采用“拿来主义”，将闪现着功利主义色彩的辩诉交易制度照搬到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来，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导致移植失败。如何将辩诉交易本土化，削弱其负面影响，使之为贪污贿赂犯罪侦查活动服务，就成了移植的关键所在。在本文中，笔者仅就移植的必要性、与审查起诉阶段辩诉交易的区别、适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几点设想略作陈述，以期能够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
一、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引进辩诉交易之必要性
1、有助于严厉打击贪污
8、今天新浪有篇上海市原副秘书长被调查的新闻怎么看不了的
上海抄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戴海波被立袭案侦查2015年08月20日01:39 京华时报 分享 添加喜爱 打印 增大字体 减小字体 京华时报讯（记者杨凤临）昨天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2015年8月19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戴海波（正局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了解，今年3月17日，上海市监察局官网发布消息称，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海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4月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免去戴海波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
公开资料显示，戴海波，1962年7月生，江苏靖江人。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团委副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市少工委主任；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上海自由贸易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书记；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9、如何立足职能进一步深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当前，职务犯罪的查办和预防正面临“三个并存”的复杂局面：一是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二是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三是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反腐败的能力相对不足并存。可以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但是我们更应看到，党中央目前对反腐败工作的决心和力度（“老虎”与“苍蝇”一起打，“蚊子”也不放过）。因此，检察院职务犯罪的查处和预防工作正赶上一个“历史性战略机遇期”，是机遇更是挑战。“风正好扬帆”，为此，我们必须以更鲜明的态度、更坚定的决心、更有力的措施，全面履行和提升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职责与水平，有效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面临的挑战
查办犯罪方面：
（一）侦查人员业务水平不高的挑战
侦查人员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还要有精湛的业务水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不同于其他检察业务工作，侦查人员不仅要具有理论知识，而且还有具有强的操作能力。一个优秀的侦查人员是需要在长时间的办案实践中不断磨砺，真正掌握办案技巧和办案方法。同时，新形势下的自侦工作还要求侦查人员是复合型人才，不仅需要掌握法律知识，还需要学习掌握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比如会计、医疗，建筑等系统领域内的相关知识。但现实是从事自侦工作的检察干警的素质却不尽如人意。有的侦查人员缺乏侦查意识，缺少侦查手段；有的侦查人员的业务知识较为单一，面对复杂的案件就束手无策；一些干警工作责任心不强，怕吃苦。确实面临“能力不足的挑战”。
（二）侦查模式陈旧,突破案件困难的挑战
职务犯罪案件由于其在作案手段上的隐蔽性，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较强，导致自侦部门在侦查此类案件时将案件的突破重点放在犯罪嫌疑人口供、证人证言上，然后再根据口供、证人证言去搜集相关书证、物证。这种“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其弊端甚多。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这种侦查模式已难以为继。
（三）侦查装备和技术十分落后的挑战
职务犯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更加智能化和专业化，犯罪手段更趋复杂和隐蔽,犯罪嫌疑人的关系网更广、保护层更厚以及反侦查能力更强”特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检察机关的侦查装备远远不能适应现代侦查工作的需要。侦查装备和技术的落后，致使检察机关很多时候是望案兴叹。确实存在“硬件配置不到位的问题”。
（四）新刑诉法带来了诸多挑战
职务犯罪案件一般比较复杂隐蔽，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较强，案件呈现“一对一”模式。新刑诉法施行后，极大提高了突破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难度。即使在取得相关证言的情况下，由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律师的提前介入、强制措施的限制等规定，使得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成为较为困难的事情。平衡“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难度增大。
预防犯罪方面：
（一）认识不到位的挑战。“重惩治、轻预防”的执法理念不同程度存在。普遍认为办案是硬任务，打击效果明显直观，加大查办惩处力度，就能对特定的群体起到威慑警戒性预防和教育，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发生的作用，工作成绩看得见、莫得着，是“显绩”。而预防工作是一项软任务，伸缩性大，工作实绩难以考核，工作效果难以衡量，工作价值难以体现，是“潜绩”。形成“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二）工作实效差的挑战。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广度、深度及实效性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起步晚，业务基础较为薄弱，专门手段不多，法制保障不够，宣传力度不强。导致少数部门和单位对开展预防工作信心不足，不够积极主动和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措施和实效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增强，当前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与强烈的社会需要相比，其差距较大。
（三）工作机制不完善的挑战。预防工作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从调研的情况看，目前全市检察院尚需进一步完善有效的预防职务犯罪内部工作机制，其他科室与预防部门在预防工作上要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整体预防合力。避免预防工作由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孤军作战，唱“独角戏”。
面对挑战 我们下一步该如何做
查处犯罪方面：
（一）要切实加强侦查能力建设,以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水平
1.强化初查能力。一要提高线索发现能力，要能在查账、审讯中，从笼统的举报线索、社交场合、新闻媒体报道中发现线索。二要对初查的线索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按照犯罪构成要件确定初查工作重点。三要充分利用各种技侦手段采取秘密初查，在不走漏风声和侦查意图的前提下，夯实外围证据。四要拓宽视野、广泛全面地展开初查，尽可能多地收集和储存与案情有关的信息资料，为审讯打基础。
2.强化审讯能力。要强化对讯问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决策指挥，指挥员要与办案人员及时交流,牢牢把握讯问的方向,及时调整讯问策略，加强对讯问工作的协调。要周密做好讯问前的准备工作，全面了解把握全案情况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的有关情况，制定讯问计划和策略，前后讯问要相互衔接、连贯，做到目的清楚、任务明确，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3.强化取证能力。一要强化证据合法性意识。新刑诉法更加注重对人权的保护,强调程序的合法性，对证据的要求很高，侦查人员应改变过去以供求证、先供后证的取证模式，突出对其他人证、物证等直接与间接证据的收集和固定。二要强化责任意识。要强调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全面性和及时性，尽量避免证据存在瑕疵。
（二）创新侦查模式
1.科技强检，加强信息化建设。充分借用科技的力量提升查办案件的水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是有效查处犯罪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这种措施的运用，有利于检察机关在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就掌握其重要犯罪证据，并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控制。新刑诉法已经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力,如何使用好技术侦查手段从而不再依赖口供是我们自侦部门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2.完善“人随案走、动态用警的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面对复杂的职务犯罪案件，单凭某个基层院的侦查力量是薄弱的，应当加强以市级检察院为主导的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运行机制。要通过整合侦查资源配置，在全市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形成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运转高效有序的运行机制，有效形成合力，有效排除各种干扰阻力。在实行侦查一体化的同时，应当开展好支持帮助和指导工作，充分调动基层院的办案积极性。通过探索和完善“侦查一体化”机制，提高检察机关的整体作战水平和作战能力。
（三）加快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要按照“先进、适用、配套、普及”的原则，在充分发挥现有设备、技术作用的同时，制定规则，发挥其效。对于明显落后、过时、没有改进价值甚至容易造成侦查失误的器材，及时更新换代；对那些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确有实效的新技术、新设备积极引进、吸收、使用，努力达到职务犯罪侦查所要求的配置水平。同时，积极运用计算机技术建立涉案信息资料库储存、管理以及对办案实施动态管理；充分发挥侦查指挥网络系统在组织指挥办案和协查、追逃等工作中的运用。
预防犯罪方面：
（一）坚持 “打防并举”，建立健全惩防一体化工作机制。一要牢固树立“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理念、“打击犯罪是成绩，预防犯罪更是成绩”观念。大力开展专业化、系统化职务预防工作。二要充分发挥查办职务犯罪的特殊预防作用。坚决查处腐败案件，严惩各种腐败行为，始终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只有依法惩治犯罪，才能及时遏制和震慑犯罪，才能动员和鼓励社会公众有力地配合和促进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开展。三要不折不扣的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定》精神，把检察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融入到反腐败工作大局中，把预防工作放在与查办案件同等重要的位置，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
（二）强化职务犯罪预防措施，提高预防工作实效。一要结合履行检察职能，积极开展个案预防，深化系统预防，加强专项预防，找准预防工作的切入点，增强预防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当下，按照十八大确定的反腐方针，应以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把查“四风”刹“四风”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查”四风“刹“四风”寻找职务犯罪的风险点，通过查”四风“刹“四风”制定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推向深入。二要切实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研究，及时总结并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提出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对策，供党委决策参考。三要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宣传与警示。充分利用自身的法制资源优势，充分发挥警示教育基地作用，加强与新闻媒体及公众的沟通和联系，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和咨询活动，全面提高全社会的法制观念和廉政意识，形成预防职务犯罪的舆论氛围。
（三）立足检察职能，实现检察机关预防与社会预防的有机结合。一要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主动将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纳入党委的整体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强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联系与配合，努力形成检察机关发挥职能作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将预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整体部署，把预防工作从“软任务”变成“硬指标”，推动构建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社会化“大预防”的工作格局。二要密切加强与纪检监察部门的联系，多沟通协调，共同探讨预防工作，共同部署预防工作，共同检查指导预防工作，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三要进一步履行好监督指导职责，加强对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预防工作指导，整合各预防主体资源，健全预防工作网络，加强信息交流，推广预防经验。尤其要加强与执法部门的配合联系，形成信息共享，根据行政执法部门反映出来的问题，提出来的看法和建议，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诚然，能力与水平的提升永远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但我们相信，只要持之以恒、从点滴做起，必然会取信于民，不断提升检察工作的公信力。
【广元市利州区检察院 徐旭】